【中国还能通过“造神”获得精神力量吗?】2015年12月26日11:06 新闻专栏 作者:公方彬
原标题:“文革”与“造神”发生的逻辑和根由
围绕毛泽东,有两个焦点和热点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搞了个阶级斗争为纲?二是为什么中国乃至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造神”运动?弄清两个问题的缘由和本质,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再看“造神”运动,其实与此相类似。回顾国际共运史,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造神”现象,包括斯大林、毛泽东、铁托、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等等。所以如此,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存在人格和品德问题,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产生于革命斗争。只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有牺牲便生成神圣。西方国家领导人一般不会这样,因为他们走的是议会道路,其最大特点是“平衡、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如此产生出来的领导人自然不存在神圣性(也有文化传统的原因)。二是领导革命的领导人一般有伟大功绩。比如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三是精神大厦建构的内在要求,这一点带有根本性。比较一个中国(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最大的区别在精神世界,西方国家的精神世界非政党建构,而是由宗教支撑。社会主义中国和曾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依照“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革命开展之初,就努力摧垮宗教信仰,以保证群众跳出“宿命观”追随革命。摧垮了宗教信仰的同时建构起共产主义信仰,既然都是信仰,就一定拥有相同规律——偶像。基督教的偶像是上帝,佛教的偶像是如来,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徒,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包括本国领袖,非此无法构成精神大厦。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皆出现“造神”的根由——精神需要。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孔圣人”、关羽“关帝”,也是因此而一步步走上神坛。
上述分析说明,“文化大革命”与“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造神”运动,都有其内在逻辑,及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既然如此,是否将此复制于当下?不能。革命阶段的规律注定无法应用于执政阶段,或者说一种政治生态下的逻辑,注定不能移植于另一种政治生态。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当下,人要成为“神”,无法解决神秘感,没有神秘感也就无法神圣化。再伟大的人在妻子面前都很难伟大,因为缺少必要距离和神秘。
所以,当下中国不可能再进行“造神”,要获得精神力量,只能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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