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新民主主义思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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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新民主主义”是不是大旗？】——“重归新民主主义”的“五个夸大其词”2012-11-20 20:36:10


“最近，张木生先生以《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推出了“重归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张木生“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选举网的李文采认为这是“改头换面的‘邓、三、科’”；萧瀚则认为是“新国家主义的隐秘表达”，并“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本文的目的，是对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进行多层次的“冷酷实证”。


我首先认为，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根本就不是在为执政党“寻找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而是在为执政党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立足点”，从而试图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增加“名正言顺”的逻辑力量。


我们知道，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一直是“枪杆子”和“治理绩效”，“笔杆子”和“意识形态”始终只是服务于这个合法性基础的工具。“重归新民主主义”本质上是对中国当前社会性质的定位，是从1950年代的“大步跨入共产主义”和后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回缩”。张木生把“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夸大为“寻找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基本认识上的含混是明显的，但基本意图上的清晰则同样是易见的。


“重归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意图是：先把“不要争论”的“社会性质”问题用比较夸张的语言提出来，经过“旋风”般的造势和热议之后，争取最终影响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重新定位。


张木生的夸大其词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上述的把“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抬高为“寻找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二是把“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夸大为解决“共产主义信仰危机”的途径；三是认为“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挽救共产党”，把意识形态逻辑上的“名正言顺”问题拔高为执政党的存亡问题；四是混淆意识形态与制度功能，不恰当地认为“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五是以为“新民主主义”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超越左右的共识”，左中右都能认同。


逻辑上的“名正言顺”问题，指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行社会性质定位的荒谬。很简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往回退缩，可这个退缩却不彻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于说踏入了社会主义，只不过还处在初级阶段；可现在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当你还在补资本主义经济的课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说还是自说自话。


“重归新民主主义”确实能够使意识形态宣传更加自圆其说，但“允许发展100年的资本主义”，等于还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套路：共产主义不是在现在，但共产主义还是在远方。所以，“重归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是把问题往后推，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可是，以为这样就能解决“共产主义信仰危机”，这还是在自说自话。信仰危机的问题涉及的是人类历史的方向，而“重归新民主主义”解决的只是社会阶段性质的问题。如果人们已经不信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就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张木生先生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可他似乎应该先改造一下他自己暗含的“五阶段论”历史观。


至于“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挽救共产党”一说，就更进一步地暴露了张木生的逻辑问题。张木生一方面说：“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那么我们可以问：新民主主义是否在当时（1940-1954）已经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制度实践？在我看来，新民主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根本就不是一种制度实践。新民主主义最多能够作为一个筐子，把一些具体政策装进去，解决一些“民愤极大”的问题，可它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制度内容。


问题在于，一旦新民主主义规定了诸如“联合政府”的制度内容，“党的领导”就马上会受到威胁，“党权最大化”的逻辑是不会答应的，毛泽东所实践过的新民主主义就是这个逻辑。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就开始了“竭尽模糊之能事”，他用“一党民主”把“多党民主”和“联合政府”的制度问题一带而过，然后以为这样就能“超越左右的共识”。而事实上，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的问题上，“左右的共识”是根本不存在的，“超越左右的共识”当然只能又是自说自话。连“实证”都做不到，怎么可能“超越左右”？心里想着“政治哲学”，哪可能有什么“历史哲学”？哪还谈得上“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把“重归新民主主义”的“五个夸大其词”搞清楚了，“冷酷实证”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也就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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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红二代”的政治转型能否完成？】更新时间：2013-03-21 10:52:52

“2012年，“重返新民主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声音。这个声音看起来是由张木生发出的，他的那本宣言式大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洋洋数十万言，讲的就是一个道理，回到理论原点，追求中国最大公约数，非新民主主义莫属。这话显然不是张木生一人在说，而是有着分量更重的人站在他的后面一起说。刘源为此书作序，在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不忌高调出场，宏大叙事，意义非同寻常。有人评价说，这就是竞选纲领。如此解读，肯定有过度之嫌，但是，中共新的领导集体究竟会坚持什么样的理论，走什么样的道路，值得高度关注。
中共提出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如果真是如此，还需要改革吗？照着说、照着走、照着做不就行了？这些策略性话语估计他们自己是不会信的。对于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困局，执政者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完全是因为理论失效、道路迷茫和制度腐败所造成的，一党执政从理论到制度安排，均已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除了强力维持之外，不改制更化，还有前途吗？

重返新民主主义的主张者，并未如人们猜测的那样进入到核心权力层，这个情况并不意味着，原来围绕着这个主题所展开的讨论会就此终结。确如刘源和张木生所言，中共既有的理论资源已根本不足以应对它所要解决的那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在理论上如果再继续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无异于是继续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中共新的领导人并不想坐以待毙，改革有可能全面展开，即从经济、政治到思想领域的全面改革。而全面改革的首要前提是，理论必须转型，以新的理论来收拾人心，凝聚全党全民共识。问题是，在执政党理论资源几近耗竭的情况下，打出什么样的理论旗号，才能广泛有效地动员起人民来支持执政党的改革？很显然，毛的理论不行，邓三科也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执政党自己理论仓库中可选的武器大概只剩下新民主主义。或许可行的做法是，不用新民主主义之名，行新民主主义之实。

去年我写过文章，全面质疑刘源张木生提出的重返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主要观点是，与其回到新民主主义，不如回到它的真正原点，即回到1946年共同纲领时期所确立的民主主义。这个“民主主义”后来被中共批评为是“旧民主主义”，取而代之的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这两个主义的新旧区别在于，前者是要达成一个联合政府的框架，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把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置于议会政治之中，真正实行多党制度；而后者则是要建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实行一党专政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制度，孰优孰劣，现在应该已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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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张木生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首先要照顾到的就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他们实际认为，这是一个不能讨论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其他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讨论，比如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更不必说新民主主义原先就主张的那些经济政策。和张木生所概括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相比，新民主主义当然是一个进步，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能让他们自由地说话，那无疑是又一次解放。他们或许相信，既然现在还不能让共产党一下子放弃一党执政，那就努力在一党执政下争取到最大限度的政治空间。

稍有理论思维的人即可判断出，新民主主义的实质就是一种威权主义主张，和萧功秦一直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和当前实际运行的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是互相适应的，甚至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左派也有许多重叠之处。这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主张者所期望的最大公约数？

由此看来，作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被他们亲手终止达60年之后，又有可能被他们的后代以其他理论形式再次推到历史前台，以图延续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于“红二代”来说，实行普世价值，意味着必然要结束一党执政，这是他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结果；而实行毛式独裁统治，意味着必然要引发革命，这是他们在理智上能够理解的事情。他们不会不明白，一党执政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中，早晚要被淘汰出局，他们之所以还要坚持父辈遗留下来的这套制度，既是情感所然，也是利益所然。选择新民主主义，或实际以新民主主义指导政治转型，应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政治转型的实质是转变执政方式，最后当然要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中国当前的所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总的根源就是一党制。在一党制下，权力根本无从制约，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不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安排，所有制度性问题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红二代”应当比其父辈有着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更宽广的视野，不应在其父辈所设定的框架内来主导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社会进步，回到新民主主义已经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提出之前，共产党为争取民主主义目标做了许多工作，是充分认可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提出了一系列宪政民主改革的主张，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反对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46年达成的《共同纲领》，大部分条款都是在共产党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所提出的主张，经过广泛的长时间的协商，也被共产党所认可。1946年的《共同纲领》，实际上已经初步奠定了联合政府的宪政基础。按照《共同纲领》，共产党已有思想准备进行和平斗争，和国民党打选战。从当时的政治生态来看，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比国民党要大，政治形象比国民党要好，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比国民党要更密切。借助这些有利条件，共产党完全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执政地位。遗憾的是，国共内战最终葬送了《共同纲领》和民主主义，战争取代了选举。随着共产党在战场上取得对国民党的彻底胜利，以共产党绝对领导为前提的新民主主义取代了旧民主主义，新政协取代了老政协，新的《共同纲领》取代了老的《共同纲领》。随后，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尚未巩固，便在社会主义的高歌猛进中寿终正寝。

中国的政治转型以什么方式进行，对实际主导中国政治格局的“红二代”是一个严峻考验。经过30年来的积累，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领域已经拥有巨大资源，蔚为壮观，无可匹敌，惟政治合法性始终难以建立，不仅在民间，即使在党内，均无好的口碑和信用。这是一党执政的必然结果。主动改变一党制，或许是历史遗留给“红二代”的最后机会，他们的功名、荣誉、利益和自我救赎，都在这里”。

本文原载《阳光事务周刊》2月28日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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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MZ主义者眼中的“新民主主义”】更新时间：2013-03-04 12:11:57

“近年来，刘源和张木生等人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张木生把当年毛泽东、刘少奇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称为“1.0版”，现在他们提倡的新民主主义为“2.0版”。刘、张是体制内的高、中级干部：刘源是前国家主席、中共二把手刘少奇的儿子，解放军现役上将，军事科学院和总后勤部政委，“薄熙来事件”前军委副主席的热门候选人；张木生退休前是《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局级干部，他本人官不算大，但他与王岐山、刘源等人关系密切，可以视为所谓“太*子*党”的理论喉舌。他们抛开中宣部的“主旋律”，高调鼓吹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

一、开展理论争论是一件好事

从2011年6月至B熙来出事前的2012年2月，笔者与张木生共同出席过几次座谈会。我在会上说：我不同意新民主主义的观点，但是赞赏重提新民主主义这件事，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意识形态多版本、多元化的新形势，与理论界平等对话的新姿态，乃至通过争论和妥协实现思想整合的新意愿。

在这里，我想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体制内人士重新提倡新民主主义这件事的意义。这个举动是对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绝望的表示，是对两个权威人物的权威观点的否定：首先是对D小平“不争论”的否定，其次是对H锦涛“不折腾”的否定。

毛泽东推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泛滥，却没有给人民生活带来实惠，反而带来了大饥荒和非正常死亡。邓小平鉴于毛时代的教训，矫枉过正，推行了以“两论”（“猫论”、“摸论”）、“两不”（不问意识形态、不讲价值追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路线。这条路线鼓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在物质上给民众“好处”、“实惠”。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人对于邓小平路线是赞成的，但是三十年下来，这条路线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严重脱节；“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的目标不明——是国富兵强还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GN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居民消费的比例却持续下降。“生态是软道理”、“分配是软道理”，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人不是猪，吃饱了就满足了，人类还要求自由、平等、公正、参与。“争论”本身就是人们在精神层面的一种需要，也是端正发展方向的一种保障。所以刘源说，“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张木生则一再表示应当扩大言论自由，组织真正的工会、农会、商会，实行社会自治……说明他们正在与邓小平式的单纯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分手，理解到满足民众非物质层面需求的必要性。他们之所以重提新民主主义，也是看重其中的“民**主”二字，并以此来迎合渴求宪政民**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众。

在中G中央领导人和中*宣*部大肆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体制内（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军内——刘源上将曾带领五位少将为张木生的新书发布捧场）一批高、中层人士另起炉灶，力推“新民主主义”，这显然是胡锦涛所说的“折腾”。他们为什么不顾中G的政治纪律，执意要“折腾”呢？因为他们看出了中G统治存在着严重危机。毛泽东时代强调“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正是因为牢牢掌握着“笔杆子”，“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都没有激起大规模民变。而在邓小平时代，尤其是最近十年，ZG的“笔杆子”已经失效，中*宣*部对于民间舆论已经失去控制，只会在官媒上自说自话，连“大批判”的勇气都没有了。只剩下“枪杆子”，遇事就要出动武J、J队乃至坦K，这就沦为过去东亚和南美那种右翼的“警察国家”，连“NC”都不如。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国保“喝茶”费用足够装备几条航空母舰，政*法*委书记权势大过军委常务副主席，连军方人士都看不过去。而且实践证明，依靠JC和TW手段来“维稳”，就像扬汤止沸，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张木生曾代表“太*子*党”大声疾呼，不能再“击鼓传花”，把“定时炸弹”留给后人了。他们要在思想战线重整旗鼓，夺回葛兰西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就需要通过“争论”来收拾人心，他们“自信”能够做到这一点。"

【二、“1.0版”的三阶段与两不变】

笔者在2012年2月的座谈会上曾表示，不同意张木生讲的“1938年到1948年的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此期间，新民主主义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内容差异很大，也可以说有三个版本，可以称之为“1.1版”、“1.2版”、“1.3版”。

1940年提出“1.1版”，目的在于求得中G的合法性与生存权。1927年9月19日，中G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标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和中G向“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转变。此后，中G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分庭抗礼。红军长征之后，几十万军队只剩下几万人，为了生存，ZG开始寻求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15日，ZG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共在该文件中承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既然ZG和国民党都是拥护三民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方面便要求ZG合并到国民党内，或者成立以蒋介石为总裁的新的组织。ZG为了表明自己具有独立的生存价值，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新三民主义作为最低纲领，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现在常常有人援引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论述，笔者在这里要指出，毛笔下的“宪政”与通常所说的宪政（划分私域公域，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政府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不是一个概念，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说宪政就是联合专政，这显然不是一种真诚的政治态度和理论认知。

1944年至1946年3月的“1.2版”，是为了到美军登陆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打选战、搞议会斗争用的。1944年，毛泽东对在延安的美国政府联络官讲了许多欢迎“美式民主”的话。1945年9月，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中写道：“‘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2版”的主要内容，包含在ZG代表签署的“双十协定”、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和《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在最后一个内部文件中，ZG中央表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直到1946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时，毛泽东还对张治中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ZG领导人原以为，在10万美国大兵登陆中国的情况下，走“美式民**主”道路将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当他们发现美国军人在完成撤退日本在华军民的既定任务后，无条件地迅速撤离中国，美国政府拒绝继续给予国民政府军事援助，而斯大林因为国民政府不肯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垄断地位，转而放手支持中共占据东北，就撕毁了自己的对外承诺和对内指示，开展全面内战，并进而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当1948年ZG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后，新民主主义“1.3版”正式推出。这个版本，与“1.1版”和“1.2版”已经面目全非。1948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表示对外向苏联“一面倒”；对内“决不施仁政”，要实行“专政”或曰“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就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1.3版”绝口不提“宪政”二字，全面回归“苏维埃革命阶段”的“专政”理念和实践。“1.3版”的主要内容是由张闻天首先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构成理论，而这一理论到1953年也被毛泽东废弃了"。

上述三个版本虽然内容和功用各不相同，但是也有两个东西是始终不变的。

第一，紧跟斯大林不变。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改变路线，实行“人民阵线”新策略后，中共才放弃“苏维埃革命”，推出新民主主义“1.1版”。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为了先消化雅尔塔协定划分给苏联的势力范围，要求拥有武装的法共和中共与当局合作，几次发电报逼迫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才谈出一个“1.2版”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的电报称：“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一切政党，除中国共产党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复电明确反对，他指出：“中国的各种反对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它是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它们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保留领导权即领导地位的情况下，需要把它们争取过来与之合作。也许将来势必要把这些政党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吸收到中国人民民主政府中去，而政府本身则宣布为联合政府。”接到斯大林的指示后，ZG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倡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3版”才公开亮相。

第二，表和里、说和做两张皮不变。ZG在国统区要求言论自由，在自己的根据地却容不得丝毫不同意见；ZG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却始终在势力所及的地方实行GCD的“一元化领导”；ZG谴责军统、中统特务破坏人权，自己的社会部、保安处却逮捕、关押和秘密杀害了大批GM青年。

在1980年代，曾经有一些党内民**主**派理论家重提新民主主义，但鉴于该理论本身的缺陷和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欺骗作用，包括1980年代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在内的许多老一辈党内民**主**派，已经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这个口号"。

三、所谓“2.0版”的两大倒退

如果以“1.2版”作为新民主主义“1.0”版的代表，那么张木生已经承诺要实行的对内政策是远远不够的。“1.2版”中包括多*党*制、议会制、直接选举、军队国*家*化，所谓“2.0”版的倡导者能够接受这些内容吗？在2012年2月的座谈会上，我和秦晖、孙立平、李伟东等人反复叮问张木生，是否最终能够接受多D制？张木生含糊其辞，不肯给予明确答复。如果他们不能接受“1.2版”的全部内容，那就不是从“1.0版”前进到到“2.0版”，而是从“1.0版”倒退到“0.5版”。

笔者在2011年6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如果张木生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要作为一个系统和周全的东西，必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一个国际战略，还有对于这个世界形势的评价，还要说明你的对外政策。”新民主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种次生理论，是服从和服务于原生理论的。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是什么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历史进入了“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服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述，是一个坚定的世界革命者。直到1977年ZG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仍引用了毛泽东“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的论述。

邓小平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新命题。陈云在1989年“LS”后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两种观点较量的结果是邓获胜，ZG十四大延续了十三大的提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十五大首次提出“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十六大进而提出“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从所谓“2.0版”提出者关于时代和战争的一系列论述来看，他们延续的是列宁、毛泽东、陈云这条线，而不是邓小平、JZM这条线。这是一个极大的倒退。所谓“卷旗不缴枪”，说明他们的心态类似于提出“1.1版”时的毛泽东，但又不敢正式挑战近几届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他们是羞羞答答的世界革命者。凡是世界革命者，就要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就认为战争不可辟免，就要坚持“你死我活”的话语。所以笔者认为，所谓新民主主义“2.0版”，不仅给中国理论界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