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
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曾经被当做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终点(苏东剧变之际,美国学者福山1989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达),同时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
《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说:
“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思想的大师们,对于封建专制主义下政治权力的滥用和危害印象深刻。因此,大家都想着怎么样把政治权力给尽可能的削弱,以限制其破坏力。为此,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诸如三权分立、直接选举、两院制、政党轮换、最高领导人定期轮换制度等等。经过上百年的实践与传播,非常成功的将政治权力削弱了。”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政府变得过于软弱之后,在土地、能源等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自由市场的力量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这些资源朝着少数人手里集中。政治力量已经不再是资本权力的对手,它在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方面往往无能为力,甚至沦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工具。”
“美式民主制度,单纯从政治的逻辑来看,是几乎完美无缺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两党轮换的政治竞争,公开公正的全民投票,再加上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所有这些浑然一体,其内在逻辑经过启蒙运动以来的无数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已经被梳理得非常清楚了,怎么看怎么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思考,这一套制度设计,就有很大的漏洞。政治权力的过度内耗,使得它运行效率低下,在组织经济资源分配上面力不从心,同时也失去了制衡资本权力的能力。不能起到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遏制资本掠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这个问题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和美国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复苏的根本的深层次原因。”
——李晓鹏博士的这一段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要完善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需要完全模仿西方,不能过度的削弱行政权力。如果能彻底的遏制资本掠夺,缩小贫富差距,达成人民的共同富裕,西方国家最后就得向中国学习。
李博士说得很对:“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政治体制大变革将会到来”。“历史并没有终结,它在许多人认为即将终结的时刻又打开了另一扇门”。
【第二个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我们在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常常混淆文明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差别。从时间维度上看,文化可以分为现代化的文化和现代化以前的文化,而东西文明的划分,则是从空间维度上进行的。如果拿经过现代化的西方文化来和现代化以前的中国文化比较,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尊重人权的问题。西方文化在没有现代化以前,各种野蛮的酷刑和未经审批的滥杀是非常普遍的。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疯狂迫害臆想出来的“女巫”,不经过任何理性的审批就将大量无辜的女性酷刑处死。这里面看不出来有任何“人权”、“法治”的文化根基。东方有君主专制,西方则有神权统治。东方的君主们为了统一国家而彼此征战,西方的教派之间也为了统一信仰而互相厮杀。在现代化以前,东西方文明都有很多很野蛮落后的东西,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西方文化在现代化方面领先了中国一大步。因而有很多观念,特别是人权法治的思想需要我们学习。但不能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而中国文化就是天生的野蛮专制落后。没有哪种文明不曾野蛮专制过,现代化也绝非西方文化的专利。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东西,并不是属于空间维度(东西方)上的差异,而是时间维度(现代与古代)上的差异。
在现代化以前,中华文明曾经领先过西方世界至少一千年之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落后了。那么,当中国文化完成了现代化之后呢?中国很快就复兴重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经过现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并不天然的就比西方文化落后。
这种文化上的比较和反思,其实才刚刚开始。我在《分析》一书里面也做了一些讨论,不过没必要在这里重复。我是想说,这种比较不是为了满足民族自豪感,证明我们天生比西方文明优越。它有很实际的意义。它可以告诉我们:西方的那些东西是该学的,哪些东西是不该学的。”
——李晓鹏博士说的非常正确:“文化可以分为现代化的文化和现代化以前的文化”,而人“们在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常常混淆文明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差别”。
李先生显然看过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但在前者的基础上,他的分析更加深入,更具延展性。中国的崛起即将全方位的彻底改变世界。今天的许多人对此事的估计还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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